此时，道光帝面临的最大内忧来自财政方面，严峻的经济形势就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持续两年之久的鸦片战争用尽了3000万两白银，战后赔款对大清的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谚语说，屋漏偏逢连阴雨，真是如此。就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同时，黄河连年决口，堵决口，救灾民，两千三百多万两白银又打了水漂。
总之，这两三年间，用于战争、赔款、治河的支出合计将近七千万两白银，而当时国家每年的总收入仅有四千多万两。银子花得像流水似的，道光帝，这个以节俭闻名遐迩的皇帝，心疼得要命啊。但是没办法，咬牙跺脚也得花。当时户部银库存银仅一千万两多一点儿，这已经是大清开国以来的最低值了。无论如何，这点儿钱不能再动了，如若再用，就突破道光帝的心理防线了，这么大个国家，总得留点儿备用金吧。
然而，道光皇帝做梦也没想到，国库是空的，一千万两存银仅仅是账面数字!真不知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贵为一国之君的道光又将如何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呢?
道光二十三年(公历1843年)初，户部银库的库兵张诚保的侄儿捐了个官(买官，美其名曰捐官，把钱捐给国家，国家给个官衔。)钱捐到了户部，叔叔张诚保负责过秤收钱，最后钱没收，但是开了收据。这事儿瞒上不瞒下，由于牵涉到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利益分配，结果被捅了出去。于是，黑幕越揭越大，最终揭发出户部银库巨大的黑幕来。
道光帝闻讯后惊骇不已，迅速命刑部尚书前去查验，这一查非同小可，发现账面上的数字与实际库存银两相差925.2万两之多。本以为国家还有一千万的国库余存，一查验就成了泡影，可以说是一贫如洗。
众所周知，道光皇帝是个节俭得出了格的主儿，大臣到北京述职，赶上吃饭时间，都舍不得留大臣吃顿饭，这回一下子丢了925万两白银，可以想见节俭得近乎吝啬的道光帝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三月二十六(公历4月25日)，道光帝痛责诸臣说:“竟亏空银至九百二十五万二千余两之多，实属从来未有之事，览奏曷胜愤恨。国库的银子竟如同自家的一般，随意拿取，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同时，他指示刑部、吏部、步军统领衙门迅即介入调查，一查到底。
大批库兵被抓下狱，大批官员被停职审查，刑部官员忙得不分昼夜。经初步研究，刑侦专家得出了一致的意见:925万两白银非一人所偷，也非短期作案;至于案犯基本上可以断定是银库的库兵。
这不是废话吗!925万两白银要是用现代载重四吨的中型卡车运，能装满一百车，一个人敢从戒备森严的银库运走如此多银子吗?就是能偷走，他往哪儿藏?至于说库兵是嫌疑人，也不是有价值的观点，因为除了库兵，谁也接触不到银子。
这么多银子放在哪里?又是怎么被偷出去的呢?
当时，北京共有十个大库，有装粮的、装钱的，还有装布匹绸缎的。其中装钱的共有三库:
第一个是紫禁城内库。此库存白银120万两，是给皇帝备用的“过河钱”，就是皇帝走投无路时用来流亡的路费，到目前为止还没用过，而且都是50两一个的大银锭，不易被盗，所以封条一封，上级官员基本不查库。
第二个是内务府银库。虽名曰银库，但不藏银，专藏金玉珠宝，库房不大，管理也很方便。
第三个是户部银库，即国库。国库里面藏着白花花的银子，差不多每天都在收支。库兵每日都在搬进搬出，忙得不亦乐乎。
为了保证国家资金的安全，清朝银库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设管库大臣一员，由户部侍郎兼任，下面设郎中等职，再下有库书数人，这些人都没有权力进入银库，能进入银库的只有库兵。
库兵如要进入银库，即使严冬，也必须脱去衣裤，进库后再换穿库内的衣裤;干完活儿出库时，再脱光衣服，库门口有一个板凳，库兵光着身子跨过板凳，两手往上一拍，大喊一声“出来”，然后就可以穿上来时的衣服，下班回家了。跨板凳、举手、拍手、高喊，是为了表明自己体内、腋下、嘴里、手中没有夹带银子。
由此看来，国库监管制度十分严密，库兵貌似也无机可乘，其实不然。库兵守着白花花的银子，怎么会不费尽心机搞一点花花呢。
据说库兵偷银子的办法有两个:
第一个是“以谷道藏银”。库兵把银子通过肛门塞入体内，塞入时，用猪脂肪将银子包上，同时还得用点儿松骨的药，一次最多能塞80两，能忍受30分钟。这招是要勤学苦练的，不过也有两个局限:首先，年纪稍大点儿的人难以夹带;其次，只能夏天用，冬天不能用。
那么在严冬，库兵怎么往外偷银子呢?
第二个办法是用茶壶往外带银子。壶里有水，把银子放在茶壶里，出库时打开茶壶盖，将茶壶往下一倒就过去了。实际上，银子冻在茶壶里，自然倒不出来。
这是最主要的两个办法，还有其他一些方法。这样一来，天长日久，积少成多，银库的银子不知不觉间就被盗了很多。
调查组调查出答案，可问题又来了。既然不是一天所为，也不是一人所偷，为什么时至今日才发现呢?
此时，距清政府上次大规模、彻底地清查银库已整整43年了。从嘉庆五年(公历1800年)彻底清查国库以来，每年只是例行公事般地查库，查库大臣翻翻账，看看门窗，检查一下管理制度，煞有介事地叮嘱库兵几句，走完过场就作罢。要说他们对库兵监守自盗一丁点儿察觉也没有，谁也不信，但是，一句话，惹不起啊。
这不仅牵涉部门利益、复杂的官场博弈，就是那帮库兵，也都不简单，水很深，有的甚至黑白两道通吃。
开库之日，户部银库门外一群群全副武装的保镖，聚在树下乘凉，那份威风，户部一般官员也比不上。这些都是库兵的私人保镖，其实不是库兵摆谱，他们时常会面临着被绑架、抢劫的危险，因为巨大的利益很容易让歹人见财起意。另外，补一名库兵的缺要六七千两白银的活动费，在这种情况下，谁砸他的饭碗，他不跟谁拼命才怪呢?
东窗事发，有些库兵闻讯之后，迅速逃离。怒不可遏的道光帝严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今北京市)严拿务获。最后，大部分库兵被控制，不少库兵被拘捕，但如何处理也是一大难题，不仅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取证也很困难。另外，这是几十年间的群体性作案，各级官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是他们稍微负责一点儿，也不会酿成此等奇案，若是现在追究官员责任，又面临着法不责众的问题，而且还涉及管理体制上的弊端。所以，道光帝蒙了，真不知该找谁算账了。
经过大臣劝解与开导，道光帝也逐渐从激愤万分中平静下来，要想查个水落石出已不可能。除了个别证据确凿、情节恶劣的库兵被处以死刑、流刑、徒刑外，基本上没有追究官员们的刑事责任，这并不是对他们的宽大处理，而是道光帝此举别有用心，国家当下急需用钱，对于本应承担责任的官员，除了给予行政处分外，关键是责令他们分赔国库损失，尽可能挽回损失。
四月初七(公历5月6日)，道光决定追究嘉庆五年以来历任银库负责者的经济责任，责令按任期长短，分摊损失。其中库官、查库御史任期中每月赔1200两;管库大臣每月赔500两;查库大臣每查库一次赔6000两。那些已故官员的赔偿标准减半，由子孙代赔。
不久，道光帝还制定了缴纳赔款的详细时间表。这一期间有些官员拒绝赔偿，按道光之意，拒绝缴纳赔款者将被“监追”，即投入监狱，不赔钱就不放人;超过一定时间还不赔，就按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道光帝追缴的结果如何呢?
很不理想。
款项数额如此巨大，当时国家机器运转效能也很低下，这些因素决定了追缴结果不理想，而这也在道光的预料之中。
在追缴过程中，有些官员或者子孙无力赔偿，即使“监追”也赔不出，所以，道光帝不得不调整赔偿标准，譬如延长赔款期限或者适当降低赔偿标准等。同时，道光也同意一些特殊官员免于赔偿，如官员本人去世而子孙尚未成年时，就不要他赔了。
银库大案对道光的打击很大，不仅925万两雪花花的白银不翼而飞，让崇尚节俭的道光心疼不已，更憋气的是此等大案竟然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其中几个长年作案的库兵依然逍遥法外。
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道光帝君临天下二十多年，虽励精图治，但鲜有作为;他几经努力，但终究无法力挽狂澜。前有鸦片战争失败重创，后有银库大案垂直打击，挫折接二连三，政事更是雪上加霜;加上此时年过六十，体力精力逐渐不济，雄心壮志消磨殆尽的道光帝表现出明显的懈怠与倦意，他开始回避矛盾重重的现实，慢慢地心灰意冷，终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大清王朝没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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