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第一次去看史铁生。曾经为之做过长久的准备,首先是读过他的好小说,尤其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再是听人叙述他坎坷的经历以及他的为人,然后就与他开始了通信。他的信写得很好,以那种简单明白的语言论及小说的艺术。这一切,都使人对他怀着神圣的想象,觉着自己的凡俗。其实,在这一切之前,我是见过他一面的,在1980年时,文学讲习所里,有朋友推他来听课,我们还握了手。印象是模糊的,觉着似乎是一个腼腆的青年,还有就是,他坐在轮椅上,那轮椅显得空落落的很大。等再次看见他时,他已巍然将那张轮椅坐满了。
那次去看他,是到国子监的路上,已经到了雍和宫大街,要躲过史铁生,就躲不过去了似的。否则,还是要推迟。因为这个见面是那么重大,叫人觉得有着遥远的距离,总也走不近,总也做不好准备。现在,却兀自到了眼前,无法回头了。
我们敲了院门,他父亲出来开门,听说我们的来意,便指着门上的告示让我们看,上面写着见客的时间,这时,正轮到不见客。我就说,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并且立即就要离开,这时,他父亲似乎是接受了某种暗号,忽然改变了主意,拉开门放我们进去了。
史铁生很不好意思地朝我们笑着,似乎他犯了个淘气的错误。我们问他父亲怎么又让我们进来了,他伸手在窗户上敲了敲,说听见我们的声音,就给了个暗号。
这天是星期天,他家里人挺多,妹妹、妹夫都回家了,在外间做饭,里间是史铁生的房间,生着铁皮的烟囱炉,有着一股日常居家的温暖气氛。他说起上回在讲习所的见面,说我那时候特别瘦。我说那时在北京生活,必须吃大量的面食,我很不习惯。他就说,面食里的饺子还是可以的。然后又说到了北京的大白菜,整整一冬天,主要就是吃它,也是个问题。他说,那么包饺子呢?最后,我们要走,他不让,拉住我们说:别走,今天我们家吃饺子。就这样,这一次见面,我们基本上在说饺子。当时不觉得,过后想想却觉得出乎意外。因为,像史铁生这样,坐在轮椅上,是有权利说许多高深的哲理,人生的感悟,生命的体验,存在的真谛。他说什么我们都会相信,也会感动,可是,他只是说饺子。
后来,他的家就成了最经常去的地方。他的家和所有的家一样,生活照常进行,你完全不必像歌里唱的那样,“多给一点爱”,你也完全不必有那些戏剧性的想头,以为在那里会得到灵魂的升华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一切如常,不同的只是,你用脚走路,他用轮子走路。你所以去敲他的门,只是想同他聊天。你所以更喜欢同他聊天,是因为他有好的头脑,以及非常好的天性,这两条都是使人愉快的。
记得有一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搞了一台文学晚会,其中有一个知识青年史铁生与作家朋友们在一起。左起:王朔、王安忆、刘庆邦、刘恒、史铁生、何志云。知青出身的作家各自诵读一段话,表示对那段岁月的态度。我们十几个人被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几位年轻导演,分配在场子四角上的平台,等待轮到自己说话。第一个发言的就是史铁生。开头是这样的:空廓的场子里暗了片刻,忽然亮起一束追光,光圈中空无一人,然后就响起了史铁生的声音。他是以探讨问题的口气,很中肯,也很平静,并且是列出“第一”“第二”,这同现场所营造的悲剧气氛格格不入。提起来的一口气一下子瘪下去的感觉。忍不住要笑,在这样的语气对比之下,周围所有一切都变得虚张声势了。
要说史铁生教育你,就在这地方,那就是,真实。可我们依然不要忘记,史铁生确实是一名截瘫者,他要抵达真实的途径要比健康人曲折。许多事情,他是以心智去体验,而不是感官。那么,你就可以了解,史铁生与这个世界所建立起的真实关系里的含义,他的日常化里的理性的力量。
他常常使人忘记他和你不一样,因此,同他说话就无所顾忌。有一次,与他聊天,聊到有些外来妹在城市扎根的事情,我随口就说“或者嫁个瘸腿的”,话出口多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犯忌,先就尴尬起来。我一尴尬,他便也不自在,这局面确是有些难堪的。后来,我在他的一篇小说里看到了一个相类似的细节,一个少女对一个瘸腿的男青年说到一只鸽子的名字叫“点子”,说这名字叫人以为它是个瘸子。这小说是多年前的,这也许说明史铁生早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这种情形在他身上发生已不止一次。就这样,史铁生破除了迷信。他并不给人们提供神话,只提供真实,却是上乘的真实,因为他是穿透身体的隔阂,用心力去撞击现实所获得的。他的真实是有力量的,是由无数超感的玄思组成的。这些玄思最终落成了平常状态,虽然也是你我他的状态,却又不全是。你我他的状态是盲目不自觉的,而这却是自觉的思想的果实,有着切实的理由,更使人信服,也具有理想的性质。他其实是比许多健康人更多更深刻地享有这个世界,我们完全不必对他抱有怜悯。这就是你无法对他去唱“多给一点爱”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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