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的美德是被滚滚红尘遮蔽了双眼的凡夫俗子们所不能理解的。他是哈佛出来的人物，但却从不迷信经院教育，也从不崇拜书本，一生特立独行，被不少邻居们视为怪人。他生性聪颖，具有渊博的自然科学知识，并精于木雕和数学，曾经研制出一种优质铅笔，并获得了官方证书，正当朋友们祝贺他从此可以财运亨通之标，他却宣布退出，因为“我不愿做已经做过的事情”，他要尝试新的东西。
他短暂的一生至少成就了两个伟业，或者，以世俗的目光来看，做了两件傻事。一是拒绝纳税，因而被关进监狱。1847年，他因反对政府把某项税收用于非正义战争，拒绝缴纳该项税款，因而被关进牢房。爱默生到牢里来看他，问：“你在里面干什么，”他反问：“你在外面干什么？”之后，他根据这段经历写成著名的《文明抵制》一文，指出公民的良知高于一切，公民有权根据自己的良知非暴力抵制政府的不道德行为。正是这篇文章，多年以后点燃了圣雄甘地和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灵感和理想，成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理念的起源之一。
二是舍弃文明生活，在瓦尔登湖边的林野亲手搭起一间简陋的小木屋，独自一人在里面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快乐地过着一种近乎原始的生活。这段隐居生活表面上看似厌世避世，事实上却是直面人生，借这种极端行为，誓示由于愚昧无知而终日自寻烦恼、庸庸碌碌、领悟不到生命真趣的世人，人生有一千种不同的活法，人们称之为成功的生活只不过是其中一种活法罢了；我们不必单单夸耀一种而牺牲其他生活。“我绝没有鼓吹悲观颓废的意思，我只愿像报晓的雄鸡，立于栖木之上，引颈高歌，唤醒世人。”这段传奇经历阐释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远大理想——探索生活的艺术，也成就了他的传世之作——《瓦尔登湖》，今天，这笔精神财富不但早已成为哈佛的宝贵遗产之一，也成为美国文化构造不可分割的部分。
梭罗去世时，不过45岁，爱默生失去这位心爱的弟子兼亲密朋友，异常悲痛，亲手写下出自肺腑的挽词，一方面高度赞扬梭罗的高洁和远大的精神抱负，一方面却惋惜他缺乏世俗的大志，否则，以梭罗的才华，他应该成为美国总统。
“我一生十分满足！”这是梭罗的遗言，个中的情怀，能有几人明白呢？
“很久以前我丢了一头猎狗、一匹栗色马，还有一只斑鸠，至今仍没有找到。”
“看日升月落，不，这还不够，还要看大自然本身，数不清有多少个清晨。无论冬凉夏暖，周围的人们还在梦乡留恋，我就已经开始忙碌了，乡邻们，譬如大清早赶往波士顿的农夫、出去伐木的工人，不少都曾碰到我从大自然中归来。”
“秋天，哦，还有冬天，我常常走出城外，聆听瑟瑟风声，着力捕捉其中的奥妙，我舍命地迎风而奔，一直跑到气喘吁吁为止。有时，从峭壁上或树上放眼观望，向过往的行人挥手示意；或在黄昏登上山顶，静待夜幕降临，借此感悟茫茫苍天的启示，虽然只是一星半点之微，直到夕阳西下，暮色沉沉。”
“一早起来，我便在屋外生火野炊：这种方式既方便简单，又别致有趣。有时烤着面包便有雷雨光临，我便在火堆上方架几片木板，坐在下面，看面包烤熟，身外雨落如丝，身边面香袭人，好不快哉。”奢侈的生活必然结出奢侈的果实，简单俭朴的生活成就了梭罗大智大慧的人生。
“我宁愿坐在一个南瓜上头，也不愿坐在天鹅绒坐垫上。我在天空垂钓，钓一池晶莹剔透的繁星。”
这就是梭罗，一位天马行空、为个人理想和信念奋不顾身的知识分子，一位我们无法追随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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