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参加追悼会的路上一直想着北岛的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邹承鲁先生是个高尚的人，高尚两个字写在他的墓志铭上是当之无愧的。
———中科院院士郝柏林
外人看了我们家里，都说如此随意、自由、民主。
———邹宗平
跟着他七年了，真是非常好的人，我们常常一起聊天。
———看门小伙小何
他说他要战斗到最后。
———中科院院士孙曼霁
推开李四光纪念馆的大门，几条大狗凑了上来，院里冷冷清清，一个操着四川腔的憨厚看门小伙把记者带进了馆内。偌大一个纪念馆其实是幢大房子，前面几个房间对外开放。再往里走进一个古朴的英式客厅，里面摆着邹承鲁先生的灵堂。不久前，这位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在83岁享年时离开了人世，曾住着三个院士的大屋也失去了最后一个主人，邹承鲁、他妻子李林和岳父李四光之间，几十年来所有的风雨往事也都化为了墙上照片中人物的微笑。
最有名的院士之家
邹承鲁的身份是多重的。他是我国率先实现胰岛素的人工合成的领头生物学家，是反对科学作假挺身而出的说真话科学家，他同时也是李四光的女婿，和李四光、李林组成了我国唯一一家有着三个院士的“院士之家”。
这个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家，包容了多个领域的科学。李四光是地质学家，李林研究物理，邹承鲁则主攻生命科学，夫妻两人从事不同的专业，正好符合了长辈李四光的意思。“夫妻本来就好多事情要吵架的，还要为工作上的事吵架可不值得”，邹承鲁的女儿邹宗平回忆着外公的意思，“我们从外公开始，都学不同的东西。”她自己则重走了外公的路子，研究地质。
随意、自由、民主
邹宗平的印象中，外公李四光是个很绅士的人，非常尊重女性，对外婆、女儿都是百依百顺，而她的父亲因为工作忙，都常常不管女儿，“小时候他没有管过我，长大后就是我管他。”因为她小时候，父亲在上海做胰岛素合成研究，而她得了病，回到北京生活，他们两人一年才见一两回，等到邹宗平长大多年后留学回来，父亲则老了，但还是投身于科研，因此偌大个房子，很多事都是女儿在打点。
不过，因为外公的影响，这个家庭还是显得比较“女权主义”，外人注意到的第一印象就是“随意、自由、民主”。
邹承鲁的父亲出身是职员，曾当过山东的省会计师，在那个年代属于比较高的职位了，邹承鲁小的时候家里也很重视教育，他的兄弟也毕业于清华建筑系。尽管后来邹承鲁赴剑桥留学，再后来女儿也到美国读书，父女两人分隔两地，但书信来往却一直没有断过，在每一份来回就两个星期的书信中，他一直关心女儿的教育。
就这点，邹宗平提到一个趣事。因为她没有在国内学过生物就去了美国，美国老师建议她修了美国一年级学生上的生物，但是因为没有中文资料，她学得很辛苦，于是就想到向生物学家父亲求教。果然，邹承鲁极其细心地给她回了一份长达七八页的信，详细地介绍了生物学的概念。“我从头到尾看了三遍。”邹宗平回忆，“还是没看懂。”当然，从此她就知道她一辈子都不可能再走她父亲的那条路了，“就是没有这个细胞”，她说。
曾为一个脸盆吵架
提到年轻时代的邹承鲁，女儿会用“英俊潇洒”来形容，邹承鲁和李林有时也会透露给女儿他们两人相识的往事。
“他们当时在剑桥恋爱的时候，有一件事差点让两人吹了。”原来，当时两人常常在剑桥划船，“划船时撑竿要在河里扭一扭的，否则就吸住了，但我爸不知道这点，有一回就直接使劲一拔，结果船走了，他就掉河里了。”虽然他不会游泳，但幸好河很浅，他在里面乱折腾了一阵，才终于爬了上来。“我妈游泳很好，她看了在岸上笑得不行，使劲拍手，我爸说‘差点淹死你还笑’，我妈笑说那是你不会游泳嘛！”
夫妻两个院士虽然都是著名的科学家，但工作之外的普通日子，别人怎么过，他们也怎么过。“快结婚要添置结婚物品时，我妈说买一个脸盆就够了，我爸则说要买两个，两人为此就大打（吵）了一架，差点婚就结不成了。”在邹宗平的印象中，母亲的脾气比较急，父亲则从来没有在家里发过脾气，如果不高兴了，就会沉默不语。两人平时生活虽然也会吵架，但至少不会为了学术问题吵。
邹宗平回忆说，她父亲属于天资聪明，特别会考试的类型，“他从正规中学出来，考上了西南联大，后来又考上解放后第一批公费留学，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而母亲李林则先在伯明翰读“弹性力学”，后转到剑桥读物理，“剑桥中国学生这么多，他们就这么认识了”。
不过，李四光对这个女婿的感觉则有点复杂，一方面，邹承鲁聪明又勤奋，但另一方面，他做人非常耿直，有点锋芒外露了，“不过做父亲的，永远都不会对女婿满意。”邹宗平说，“我爸爸这种锋芒外露是个性使然，他不会去在乎别人说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在家里，邹承鲁是个非常平和的人。据大院里跟着他7年，帮他料理生活的四川小伙小何回忆，邹承鲁待他非常好，尽管两人阶层相差很大，却时常在一起聊天。“他每天晚上会看电视，最喜欢看历史剧和侦探故事，我们总是能谈很多。”
致力于反科学腐败
尽管在家里，邹和普通人一样平易近人，但在看不惯的科学作假问题上，他却显出自己爱憎分明的本色。邹宗平说，邹承鲁的访客不多，尤其是做科研的时候，他很少接受采访，只是到老了以后，为了打击科技腐败，才开始慢慢接触媒体。
邹承鲁为我国率先实现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创立了“邹氏公式”和“邹氏作图法”和酶活性不可逆抑制动力学的理论体系，他也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荣誉，1978年，他与另外四位候选人共同被推荐入诺贝尔奖候选项目，1981年他参与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一等奖，他本人不仅是中国科学院和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也是美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的荣誉会员。
但是，在最近几年，邹承鲁更为所知的是他在浮躁的中国科学界，勇敢地站出来，和科学作假斗争，倡导科学道德的行为。
他曾40余次撰文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关于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等问题的意见。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生化丛书《综合生物化学》中，作为中国入围的唯一一名生物化学家，邹承鲁在书中的自传中写道：“由于我国科学界长时期以来与国际科学界隔绝，很多人对国际上一些习惯做法并不了解，因此充分重视有关科学道德问题上国际上的一些习惯做法，对我国科学走向世界是绝对必要的。在这些问题上以身作则，并经常教导学生，是有经验的科学家的不可推诿的责任。”
他同时具体地列出了“伪造数据”、剽窃他人成果”、“一稿两投或多投”、“强行署名”是科学不道德的几个表现。
也许方舟子在纪念邹承鲁的博客文章所写可以代表别人对他的尊重：“一个人的死亡，并非意味着一个人的结束，除了留下基因，还可以留下弥因（meme），比如思想、精神、观念、学术成果，都不会轻易被死神带走，而会传之久远。邹先生走了，但是他的学术成就，他对中国科学普及和学术道德建设的贡献和影响，并没有被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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