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的最后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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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伯苓不仅是南开的旗帜，也是中国近代教育领域一个颇为独特的成功者，尤其他创获的近代中国私立办学的成功经验，值得倍加珍视。而他的晚年经历，说明教育与政治之间攸关损益的微妙联系，也集中折射出当年政治对垒势若水火已无中间地带可言的严酷现实……
　　
　　一
　　
　　1946年，合组“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返回平津复校，南开大学此时正式改为国立，尽管这所著名的私立大学早在抗战开始不久即已事实上被纳入了国立体制。这一年，张伯苓的实足年龄刚好是70岁，年届古稀的他仍被任命为国立南开大学校长。以当时国立大学校长的在职年龄，张无疑已属高龄，不过此前他发愿要再服务教育15年，壮心依然。为此他远赴美国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老年宿疾，清除身体上的障碍。因而这一年大部分时间他是在美国度过，直至第二年初春才回到天津。据说当时赶往车站欢迎张校长归来的各界人士和民众超过了3000人。这个时期，无论对南开还是对张伯苓个人，似乎都进入了发展的“巅峰”状态：返津复校的南开大学尽管困难重重，但占地面积较先前有了成倍的扩展，为将来发展预留了广大的空间；张伯苓更是雄心勃勃地设想，南开中学除已有的天津、重庆两所外，还要在上海和东北某地再建两所。看来，“大南开”的蓝图，化为现实已经指日可待。
　　
　　张伯苓早年矢志办学，为筹款“化缘”，与各时期军政要人均建立起良好融洽的关系，但在北洋时期无论是黎元洪请他出任教育总长，还是奉系主政时让他担任天津市长，他均极力辞却，不为所动。以他的学生们的观察：“先生眼光远大，知道一下海就身败名裂，自身不保，南开学校亦随之瓦解。”
　　
　　“九·一八事变”发生，较早关注东三省命运的张伯苓更是感触颇深，进而把挽救民族危难的希望寄托于南京国民政府。鉴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张伯苓于1936年在重庆购地筹建南渝中学（后称重庆南开中学），蒋介石率先捐助大额开办费用，使该校顺利建成并开学，嗣后成为陪都时期的教育重镇之一。“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决心抗战，张伯苓应邀参加第一期庐山谈话会，会上力排“低调言论”，主张抗战到底。未几，天津南开大学惨遭日军炸毁，张伯苓的几十年心血毁于一旦，其内心之愤怒和痛惜不难想见。蒋介石随即接见张伯苓和北大、清华等校的校长，明确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作为一个政府首脑，国难当头的这番表态是足以感召和聚拢当时教育界的经典话语。本来对蒋氏即怀有感激之情的张伯苓，经此番遭难，更增强了政治上对蒋的亲和力。第二年，他在蒋的邀约下加入了国民党，其后又出任战时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主席团主席等职；1945年国民党六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本来学校规模不大、学科远未健全而声誉良好的南开大学由政府当局决策，与北大、清华合组国立性质的联合大学，先长沙后昆明，构成抗战期间大后方高等教育的翘楚。
　　
　　这样，抗战胜利后“凯旋”天津的张伯苓，其身份较之8年前就有了明显不同，他不再只是作为社会贤达的南开校长，而是在此底色上叠加了某种政治色彩。这段时期天津新闻媒体在报道地方头面人物的活动时常常有这样的排序：“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天津市长杜建时……”，恐怕这并非只是因为杜乃南开毕业，与张有师生关系所致，而是凸显了此时张伯苓的政治地位和身份。也正是得益于此，处在复校阶段的南开大学就地区环境而言，就显得比较有利甚至优越。张伯苓早期艰难办学，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政治与教育相互关系的密不可分，像蔡元培、胡适等教育界人士钟情于“教育独立”理念的言行，在张看来是不现实的。他鼓励当年南开毕业后赴美国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学生归国到南京政府监察院从政，而辞去国内大学的聘约，即是出于依靠政治强势扶助教育（学校）的现实考虑。他之所以不惜在政治上“跑跑龙套”，未始不是出自同样想法。当然，他也曾不止一次地向南开同仁和校友表示，要摆脱政治，专心教育，但事实上已难以做到。
　　
　　二
　　
　　不过，南开大学正式改为国立之后，不仅办学经费仰仗于国库，办学规划和决策也须得到教育部认可，其自主权较之私立时期大大削弱。虽说有得也有失，但对于张伯苓来说，还是显得不很适应。1946年夏，张伯苓呈报《南开大学复员计划》，拟将复员后的南开大学建成由5个学院、20多个系组成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综合大学。但是教育部的批复却只同意设立文、理、工、商4个学院、16个学系，原计划中预备筹建的医学院和法律、新闻等系未获批准。教育部显然虑及现有师资、图书馆设备等办学条件不足，从而压缩了原计划。可是以张伯苓一向自主办学的风格，对教育部批复的感受无异于使南开雄心勃勃的发展规划遭遇了挫折。此后，教育部长朱家骅亲临南开大学视察，张伯苓现场说法，提出了包括图书馆、教员和学生宿舍建筑费等在内的90多亿元（当时币值）的特拨经费要求，然而教育部随后实际下拨的经费却尚不及所请数额的一半。张伯苓不免大失所望，对朱家骅颇有意见。
　　
　　曾经一度接替张伯苓代理南开大学校长的何廉教授在晚年所述回忆录中认为：教育部对南开不肯特别行以方便，是由于教育界的派系因素在起作用，在“北大集团”垄断高等教育主导权的情况下，南开很难得到应有的照顾，因为“在1948年，和那些最好的国立大学相比，南开可能是唯一的行政管理上仍然自主的高等院校”。何廉教授进一步指出：“南开作为一个大学和张伯苓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从未得到北大领导人的重视”，无论蔡元培还是胡适，都认为南开主要是技术性和职业性的学校，张伯苓“不欣赏自由教育，事实上在南开大学的课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来，其定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何廉先生作为“现场当事人”之一，披露了民国高教界的某些内幕，涉及张伯苓与朱家骅“不睦”的深层背景，具有相当的可信性。的确，张伯苓属于从底层涌现出来的实干型人才，其自身并不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在民族危机的现实急需和仿效美国实用教育模式的双重作用下，他更倾力于相对功利化的教育，加之私立办学经费有限，就愈加远离“虚文”。事实上张伯苓轻视人文学科的取向也曾受到来自南开内部的批评，据邢公畹教授载述：“张伯苓校长早年办大学，重理工而轻文史的情况很严重，有见地的又极受校长器重的化工系主任张子田教授，为此深感遗憾，乃至当面批评张校长，认为从一个办教育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破坏学术界‘生态平衡’的短见。”
　　
　　其实，何廉的说法还只是就一般背景而言，可聊作参考。考虑到1947年内战方酣，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的实际情形，教育部自身究竟有多少经费可用来满足各高校嗷嗷待哺的迫切需求，实在也是个疑问。何况原本并不充裕的经费被脱缰野马般暴涨的物价抵消之后的实际所得也就愈加少得可怜，而这又是教育主管当局所无可奈何的。张伯苓对朱家骅的抱怨即便确实也事出有因，而后者的操作难处也不应全然视而不见。问题在于，面对以北大为领头羊的近代中国高教体系，张伯苓领导的南开选择哪怕是部分地融入其中而换得相当的认同，还是依旧像私立时期那样自外于这一体系，追求特色而“独往独来”？无论如何，张伯苓是眷恋自己独打天下的往昔岁月的，这可以从他反复强调南开发展史的言论中得到证实，“南开经验”的成功已使他建立起牢固的信念。所以，南开大学改为国立以后，他仍然梦想“十年之后恢复私立”。然而，现实里国立南开应如何度过“磨合期”而与现行教育行政体制实现良性互动，张伯苓却显得思想准备不足。而在教育部看来，南开大学要真正纳入国家管理系统，就必须放弃行之多年的“家长式管理”，而这一触及人事的敏感问题恰恰又与所谓“北大集团”对南开和张本人的认知及评价互为因果。随着不久后张伯苓出任南京政府考试院院长，教育部终于等来了更迭南开人事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