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年1月26日8时25分，章含之在北京朝阳医院告别了这个世界。
她的一生，确有与众不同的灿烂：有过无比风光的巅峰时刻，有过星辰黯淡的被审查阶段，也有精彩自在的晚年起跑。
章士钊的女儿，毛泽东的英文教师，乔冠华的夫人……她的身份，一直让人们津津乐道。
从前的外交部五朵金花之一，参加第一次联大会议的代表，尼克松访华、中美会谈的翻译，她的故事，也让人们对她充满兴趣。
巅峰时刻
1963年，28岁的章含之随父亲章士钊参加了毛泽东的70寿宴，被毛泽东钦点为他的英语老师，从此不知不觉中开始背离研究文学教书育人的人生轨道。
文革开始后，由于内心的困惑和对现实的不理解，她给毛泽东写过两封信。第一封被批示要“经风雨，见世面“，第二封，则让她开始接近政治漩涡的中心。
1971年，毛泽东说，“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就可以，能说能写，还很有勇气。“一声令下，章含之由北京外国语学院进入外交部。
从科员起步，经科长、副处长、处长火箭攀升，一直官至亚洲司副司长，她见证了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会谈，并参与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谈判等。短短3年内，章含之像烟花一样快速地升腾在外交部。
但是一场恋爱打乱了毛的安排——38岁的章含之与60岁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恋爱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让章含之放弃了这次通往权力阶梯的飞跃。据她的猜测，这在后来给他们的政治生命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1974年夏至1975年夏，是章含之回忆中最美好的日子。1974年，乔冠华担任外交部部长，而她本人也是1973年~1975年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副代表之一。这是他们的巅峰时刻，用她的话说，那时候乔冠华已经站在“世界的巅峰”。
然而风云突变，1976年，他们被怀疑为“四人帮”的外围势力，被隔离审查。这一年，是她“最不愿意回忆的一年”。从此，他们夫妇远离了政治中心。
我在哪里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知道章含之不是因为她的精彩过去，而是因为她近些年的高调生活。
从1993年开始，《我与乔冠华》、《那随风飘去的岁月》、《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她写的书，一本又一本，关于历史，关于爱情，关于亲情，本本畅销，文字唯美深情，打动了许多人。
2002年6月，《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出版。广州、上海、天津，她拖着换过两次肾的身体，出席各处的签售会。该书一印再印，有时甚至一周印两版，销量高达30多万册。
2000年，10卷本近500万字的《章士钊全集》和《乔冠华全集》连续出版，组织整理者是她。2003年和2004年，钱绍武先生雕塑的章士钊和乔冠华的铜像树立在上海福寿园，让更多的人了解和铭记他们，也是她一手张罗的。
整理过往是部分，她独立的生活同样精彩。
看到了奥运契机，她引进美国、瑞士等国外的教育资源，在上海开设酒店管理学院，教授英语口语和西方外交礼仪，并一度出任校长。
她甚至回圆了小时候的演员梦，在女儿洪晃和朋友拍的电影《无穷动》中，扮演一个木讷的女管家老张，不温不火的表演和敬业的精神得到了导演和观众们的称赞。
她也经常出席电视和网络访谈节目，谈中美关系、英语教学、章乔之恋，甚至谈时尚、贵族之类的热门话题。
也许是因为上个世纪90年代生病从鬼门关走了一遭，才使得她变得明白，也变得如此积极。她说自己，从前只知道父亲、丈夫和女儿，突然有一天明白了，开始问“我在哪里”？
在去世前不久，她已经开始写一本自己的英文自传，只可惜传记未竟，人已魂归天国。
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
晚年的章含之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这一辈子，想做的事情，一样都没做成。没想过的事情反倒发生了很多。”她把这归结为“红颜薄命”。
在那个全国人民都穿着灰色、咖啡色、蓝色的时代，她始终是异样的色彩。
她从千篇一律的制服中设计出自己的款式，将方领改圆领，将制服掐腰。
她还是一个浪漫至深的人，多次提到自己受到《简·爱》的影响。小时候迷恋《简·爱》的广播剧，甚至成为演员的粉丝；大学里爱演话剧，连研究论文都是关于勃朗宁姐妹；谈恋爱的时候，把乔冠华的话与罗彻斯特的话对照起来；还有为了爱情放弃了首位女大使的疯狂。
但真的是命运吗？
晚年的她，似乎看得淡泊了，她说羡慕老同学著书立说桃李天下，怀疑自己当初选错了道路。
可她怎么可能淡泊呢？年轻的时候，她激进得要造父亲的反，“要与代表旧社会的父亲脱离关系”；曾为毛泽东的英语教师和多次参加联大的辉煌经历，即使在她白发如霜的时候，也没法让她淡泊。
也许正是这股要强劲，给她带来很多的非议。
不过，应该也是这股劲，帮她渡过一次次难关。一个跟她同时代的外交官说，“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关于她的非议，有不少是建立在不太实际的比较（与乔冠华第一任夫人龚澎）的基础上。也许是她比较性情，不太适合政治，何况那个时代又那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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