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傅聪的印象还停留在《傅雷家书》，然而他如今已是老者，有两个儿子。尽管成长在音乐世家，但两个儿子都没有选择钢琴这个“苦差事”，甚或会调侃父亲是一个“怪老头”。傅聪说：“大多数人，也许一生都无法体会到我每天在音乐中享受到的快乐，这个世界难以进入，更难以脱开。”
在国人印象中的傅聪和真实的傅聪之间，也许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在《傅雷家书》中，傅聪韶华当年，意气风发；如今的傅聪，则是一个儒雅的绅士，是董桥笔下心仪的老派文人——在我们见面的那天晚上，他手持黑色的烟斗，一袭黑色的中式对襟棉衣，丝绸长裤和布鞋自然也是黑的；黑色的头发梳成清爽而一丝不苟的发型，倒是两抹长寿眉有些灰白，在眼角处转个折，垂了下来。
只有那伴随他几十年的半指手套，提醒人们他内心到底有多年轻——1972年，傅聪在奥地利音乐会前夕摔断一根手指头，此后一直患有腱鞘炎。为了保证血液流通，傅聪需要常年戴着手套取暖，即便在演出时也要戴着。“我现在好像不戴手套都不会弹琴了！”他笑着说。
关于成长：“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
2010年12月，他加盟国家大剧院“纪念肖邦200周年诞辰”的系列音乐会，并担任第16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评委——那是他自1985年之后，25年来首次出现在该赛事中。
本届大赛的冠军尤里安娜·阿芙蒂耶娃恰好是傅聪“大师班”的学生。对此，老先生难掩一丝得意：“我相信，我还是尽了一份力的！”
父亲傅雷曾要求傅聪，一定要“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如今傅聪年逾古稀，却自谦道：“我一辈子都没有违背这个原则，可是，如果自称是一个艺术家或钢琴家，我觉得是夸夸其谈，自己还没有资格这样说。”
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时代》周刊就将傅聪列为封面人物。盛赞其为“当代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傅聪则说：“我那一代的人，可以说是有家学，如果说我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就在这里。”
1934年，傅聪出生于上海。起初父亲想让他师从黄宾虹、刘海栗等巨匠习画，但见其对古典音乐有着近乎天赋的敏感和喜好，遂改而令其学琴。在《傅雷家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傅雷教子的严苛——为了保证傅聪每日数小时的练琴时间，傅雷把儿子从小学“撤回”，专门延请名师在家中教其英文、数学等科目，至于国文一科，则由自己亲自选编教材，予以教授。钢琴方面，先是请老朋友雷坦当启蒙老师，接着在傅聪9岁的时候，令其拜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为师。傅聪至今鼻梁上还有一道疤痕，那是因为小时候练琴走神，结果傅雷顺手就拿了一个碟子朝他扔了过去，在脸上划了一道口子，可见管教之严。
1948年，由于时局动荡，傅雷一家曾迁往昆明，直到1951年，17岁的傅聪才重新拾起了终断3年的琴艺，从此终生不渝。他自嘲“这样的年龄（学琴），真是前无古人”。但他4年后的成功，证明年龄之说的虚妄：1955年3月，代表中国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傅聪名列第三，这是中国人首次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尤为难得的是，他还斩获了肖邦作品中演奏难度最大的“玛祖卡”最佳奖。一个东方人，竟然如此贴切而深刻地再现了“肖邦的灵魂”，以至于演出结束后，具有很高音乐修养的波兰观众如潮水一般向他涌来，“拥抱我，吻我，让他们的泪水沾满了我的脸；许多人声音都哑了，变了，说他们一生从来没有如此感动过，甚至说‘为什么你不是一个波兰人呢’？”
此后的数十年，傅聪始终被认为是肖邦作品的最佳阐释者之一，被称为“有分量的巨匠”“钢琴诗人”。
关于父亲：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傅聪之为人所知，并非因为他的琴艺，而是因为《傅雷家书》。
1954年，傅聪留学波澜，从此与父亲开始了长达12年的书信往来。傅雷在次年4月的一书，“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聊八卦）”，而是把儿子当成了谈论艺术的对手，同时也借此训练儿子的文笔、思想，并随时给儿子做一面“忠实的镜子”。
1981年，傅雷次子傅敏将百余封家书选编出版，一时间震动海内。但对于当事人来说，那些家书无疑超出了谈艺录乃至琐碎的人生教条的意义，而具有那个特殊时代的意味。
在那12年中，傅聪由弱冠之年远赴重洋，中间经历了傅雷被划为“右派”“1958年傅聪叛逃英国”“1964年傅聪加入英国籍”等中国风波和事件。在某种意义上，那些家书更是傅聪羁旅英伦20余年，傅雷念兹在兹的遗书——1966年9月3日，自“反右”以来一直遭受不公正待遇和迫害的傅雷，与夫人朱梅馥一起自尽。直到11月，傅聪才得知父母的死讯，可谓“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1977年，傅聪在朋友吴祖强的帮助下，给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写信，表示回国探亲的恳切心情。1978年12月，邓小平批示：“傅聪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自此，傅聪才真正得以重归故里。
1979年4月，傅雷夫妇得到平反。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家庭都是傅聪不忍提及的话题，《傅雷家书》更是不忍重读，因为一看到那些文字便会泪流面满。他曾经对记者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祖父去世前，曾在一本宋词集的扉页上，给他留下过几句话。在他祖父去世之后的两三年里，他只要翻到那里，必定会痛苦。那么你想想，当一个孩子看到整整一本情真意切的书信，而写这些信的人却已带着那么多遗憾和痛苦离他而去时，他会是怎样的感受？”
直到最近几年，他才稍微自我安慰说：“假如放在身边偶然看到，我会去翻一翻。但是，《傅雷家书》在我心里头，我何必一定要去看呢？”
关于音乐：“都以郎朗为榜样，不是好现象”。
即使是成名之后，傅聪也一直保持着苦修者一般的练琴强度。每天上午10时30分练琴至下午5时，中间不吃午饭，只为了让琴声连贯。到了演出前的一两天，更是要保持8个小时-10个小时的练习时间。夫人卓一龙就经常说他：“哪有这么练琴的！练琴应该有所保留，不要全部拿出去。”“可是对我来说，每天要打到我认为的极致才可以，所以每次都是全力以赴。”
其实，卓一龙自己也是一位钢琴家。傅聪家里有5架钢琴，现在只有夫妻两人弹了。“我们各自有琴房，平时只在早晚吃饭时见面，家里有佣人，杂务都不必操心。我夫人有时做些园艺，她那片玫瑰园就在我琴房的窗下。”傅聪说。他们疏于社交，也极少出席名流宴会。只有在天气好的时候，夫妇俩才会一起出门，开上20分钟的车到牛津大学校园散步。
他的两个儿子成长在这个音乐世家（长子是与第一任妻子、大音乐家梅纽因的女儿弥拉所生），但都没有选择练琴这个“苦差事”，他们甚或调侃父亲是一个“怪老头”。但傅聪说：“我对名利看得很淡，钱后面加几个零，对我来说是很空洞的事情。在音乐乃至音乐之外，天天学到一点新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最近几年，傅聪受上海音乐学院的邀请，每年抵沪教两个月的“大师班”，学生中既有小、中、大学生，也有也已成名的钢琴家。他发现，“小学、中学的学生非常有才能，远远高于大学部的人”；此前他也直指中国学生不缺才华，但没有文化，因为很少看书，对乐器之外的音乐体悟太少，“独立思考在这里至今也还是个理想。”
他批评中国社会急功近利，“学琴的人以为把手指练得飞快，就会变成第二个郎朗。我对郎朗是很佩服的，他是一个钢琴天才，可是，以他作为榜样，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他甚至预言，大批的孩子学琴，5年-10年之后，中国只不过多了“一批光彩的手指”而已，这与做人、做艺术家的境界，相去甚远。
在一些人看来，傅聪是神秘的，他回应道：“大多数人，也许一生都无法体会到我每天在音乐中享受到的快乐，这个世界难以进入，更难以脱开，因为它太美、太迷人了。这种乐趣难以描述，我只能用‘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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