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冬夜，小小的书房内，炭盆里生着火，傅斯年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他的夫人坐在对面，缝补着他的破袜。因为台湾大学校长第二天要参加两个会议，不可太寒碜。
夫人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夫人说，他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随后，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在史语所的书，他死后要留给儿子。他要请董作宾先生为自己治一方印，刻上“孟真遗子之书”。
他长叹一声，接着对夫人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10多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为灰烬。
1950年年底的这个夜晚之后，没过多久，傅斯年去世。
几天后，有人来到傅家，送来一副眼镜，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高才生，在台大举行作文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一日，他回家兴奋地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此人果然文才出众。但这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问他为何，该生默然不答。
傅斯年的至交胡适评价道：“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场，甚至当着胡适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他们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病危，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这样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好汉，在台湾，人们称他是唯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其实，早在1944年，傅斯年就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的贪污舞弊行为。
傅斯年的学问贡献，仅以他开创的“史料学派”就足以名世。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禁得起时间的考验，堪称一代史学大家。同时，他又被称为最杰出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从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其历史上所能达到的较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傅斯年均功不可没。
傅斯年死后葬在台大。
行政大楼的对面架设有一口“傅钟”，每节上下课都会响21声，因为这位校长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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