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0日清晨，纳粹德国向法国发起全面进攻，6月22日迫使法国投降。德法战争期间，在法国南部重镇波尔多，葡萄牙外交官阿里斯蒂德·德·索萨·门德斯正经历着人性与政治的痛苦抉择。
上司命令他不要再给犹太人发放签证，任其自生自灭。如果他从命，就能保住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但良知又告诉他这无异于成为纳粹帮凶。门德斯陷入了深刻的煎熬，从6月14日到16日，整整3天他躺在床上无法做任何事情，只能祈求上帝启示自己，在良知与现实、生与死的问题上该何去何从。最终他重新站了起来：“我宁愿站在上帝一边对抗人类，而绝不站在人类一边对抗上帝。”他毅然决定，“有如此之多的犹太人因希特勒而受难，那么无疑一个天主教徒也可以为这些犹太人而受难。”
此时的门德斯不再是一个以些许善行聊以自慰的小人物，3天的精神炼狱将他打造成一个肩负起人类的罪恶与悲苦，在良知和信念的强大支撑下无私无畏的义人。
门德斯生于1885年，1908年于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获得法学学位，随后进入外交部，在1940年就任驻波尔多领事馆总领事。他的外交官生涯正赶上葡萄牙和欧洲最动荡的时期。葡萄牙先后经历君主制、共和国、军政府，直到1932年，同样毕业于科英布拉大学的萨拉查开始了其长达30多年的独裁统治。他在1933年操纵通过了新《宪法》，仿照11年前上台的墨索里尼，把法西斯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就在同一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3年后，佛朗哥在西班牙上台。
门德斯出身中下层贵族，面对国家内部的动荡和国际政坛的风云变幻，只是个无奈的小人物。他接受来自本国无论哪一任政府的命令，作为一个恪尽职守的政府职员完成自己的工作。但风云大势却将他推入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困境。
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萨拉查试图在法国和德国之间走一条中间路线，但是随着希特勒在欧洲的疯狂进攻，他的立场也有所改变。1939年11月11日，萨拉查发布命令，禁止葡萄牙驻外使领馆向犹太人发放签证。一直在暗中救助犹太人的门德斯，此时只能半遮半掩地继续。为了家人的安全，他把妻子和14个孩子中的12个送回葡萄牙，并尽力依照里斯本的要求来走签证程序，在此基础上打些擦边球帮助犹太人，以对得起良心。
到1940年6月中旬，法国的失败已成定局，葡萄牙对阳奉阴违的门德斯的训诫越发严厉。他感到无法再继续下去，便打算为相交有年的犹太拉比克鲁格发放一份签证，希望能帮老朋友一把。对门德斯来说，将克鲁格送走就意味着自己道德责任的完结，不用再承受上司怀疑的目光，就此结束担惊受怕的日子。
未料克鲁格毅然拒绝，他说：“我不能接受这样一份签证，却把我的教众留在身后。”门德斯十分吃惊，他的行为面对克鲁格的道德勇气显得如此渺小。他陷入内心煎熬，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经过炼狱般的痛苦思索，他最终决定：“我无法做出其他选择，我将心里充满对神的爱，而甘愿承受因此到来的一切。”
门德斯的抉择让他在一个充满了罪恶的疯狂年代成就了伟大。用法国大革命时期保守主义者迈斯特的说法，正是义人的受难，才证成了人类的道德。如果人类行善积德只是为了获得好报或良心安慰，那么道德将会堕落为简单的因果决定。所谓义人，就在于他明知自己的选择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后果，仍毅然决然地投身其中，这才是真正的道德良知。
门德斯很快开始了救赎之旅。他简化签证手续，从6月17日开始夜以继日地发放签证。7月8日，早已接到马上回国命令的门德斯磨磨蹭蹭地走了，这20多天里他共发放签证3万多份。回到祖国后，门德斯受到萨拉查政府的严厉惩罚，失去了所有的工作机会，过去的同事、朋友甚至某些家庭成员都疏远了他。1945年战争结束，萨拉查政府对门德斯的封杀却在继续。他没有退休金，中风偏瘫，直到1954年死于贫病之中，仍背负着叛国的罪名。
迫害门德斯的萨拉查政权，却因门德斯的义举而广受赞扬，美国一份杂志甚至将萨拉查誉为“自航海家亨利以来最伟大的葡萄牙人”。但历史不会被长期嘲弄，受难的义人终将为“何为伟大”标明基准。以色列在1966年授予门德斯“国际义人”的称号，葡萄牙在结束了法西斯政权10多年后，也终于在1988年承认了门德斯的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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