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说：“钱是人们的第六感，没有它，其他的五感统统发挥不出来。”
1939年二战在欧洲爆发的时候，为了防止纸币贬值，阿兰·图灵把自己所有的积蓄换成一个大银块，埋在某个乡村的一棵树底下。后战争结束了，但是图灵忘记把银子埋在哪儿了。
利奥·罗斯顿是美国好莱坞最胖的电影明星，他的腰围6．2英尺，体重385磅，走上几步路也会气喘吁吁。医生曾多次建议他注意节食，减少演出，如果再为金钱所累，将会危及生命，但罗斯顿不以为然地说：“人在世界上只有短暂的几十年，我虽然有很多钱，但我还要拼命地继续挣下去，因为我太喜欢钱了。”
萧伯纳享誉世界后，美国电影巨头萨姆·高德温想买萧伯纳作品的电影版权：“您的戏剧艺术价值很高，但我想如果能把它们搬上银幕，全世界都会为你的艺术所陶醉。”萧伯纳很高兴与他们合作，但双方因为价格问题无法达成协议，最后以萧伯纳拒绝出卖版权结束。萧伯纳说：“问题很简单，高德温先生，您只对艺术感兴趣，而我只对钱感兴趣。”
困扰乔治·奥威尔大半辈子的金钱问题，随着1949年6月出版的《1984))在大西洋两岸畅销而有了起色。英国已经卖出2．5万册，大笔版税收入也从美国源源而来。奥威尔出名了，有钱了。到他生命中最后一个月，他的财产大约有1．2万英镑(当时人们的平均周薪还远低于10英镑)。他评论英国作家乔治·吉辛的一句话也是他本人的命运：“他一生都在从事为他人做嫁衣的卖文生涯，最后终于可以不再抢时间写作时，马上就不幸亡故。”
随着名声日隆，毕加索的收入也越来越多。他在一张白纸上画上几条线，加上他那引人注目的签名，就能变成钱。他可能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计件工”，他积蓄了100多万美元。他曾快乐地跟一位朋友说：“我富到可以随便扔掉1000美元。”
阿西莫夫挣钱的一个手段是演讲。他的演讲费在20世纪60年代就高达2万美元，这是惊人的数字。有一次，他发现自己演讲拿到的钱只是冯·诺依曼的l／14，很是恼怒：难道他的讲演比我好14倍吗?从此以后他就拒绝廉价的演讲了。他演讲的特点是从不重复。他蔑视那些带着一份讲稿就走遍全国或者全世界的人，他说：“老天保佑那些坐在那儿听第二遍的听众。”
1960年11月，不到45岁的麦克纳马拉成为仅次于福特二世的公司总裁。5周后，新当选的肯尼迪总统邀请麦克纳马拉出任国防部长，他说自己当时连核弹头和旅行车有什么区别都不知道。他对肯尼迪抗议说：“这太荒谬了，我根本不合格。”肯尼迪的回答是：“这世界上也没有训练总统的学校。”为这份年薪2．5万美元的工作，麦克纳马拉放弃了在福特公司价值300万美元的股票和期权。
出版商汤姆·麦奇勒是20世纪英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有人说：“他是英国最重要的出版人，最有创意、最富冒险精神，也最有新闻价值……”他自己认为：“从事出版业，运气很重要。”他为《第二十二条军规》预付的钱仅为区区250英镑，而在最初的3个月它就卖出了5万本，他一直很得意：“这可是个好价钱!”
麦当劳创始人雷·克罗克问得克萨斯州立大学MBA班的学生：“麦当劳是卖什么的?”正在学生们为如此简单的提问感到莫名其妙时，克罗克给出了一个令他们惊诧不已的答案：“麦当劳的真正生意是经营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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