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林俊德出生于福建省永春县的一个偏僻山村。他家中一贫如洗,刚上完小学就辍學了。之后,他才靠着政府的资助念完了初中,又上了高中。虽然家庭贫困,但他勤奋好学,终于在17岁时考上了浙江大学机械系,而读大学的费用依旧是国家资助的。自从那时,他就默默地下定决心将来要为国家的富强而努力。
从浙大机械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防科委下属某研究所,后来担任首颗原子弹冲击波机测仪器研制小组组长。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且危险系数很高的工作,但他不曾退缩,而是迎难而上。那时中国的核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资料很少,为了掌握好相关资料,每次进行爆炸性的实验,他都会亲临现场指挥操作,而且尽可能地离炸药近一点。
这一干就是四十年,他也由一名研究爆炸力学的核工程师成为中国核研究的主力军之一。那是一次在野外的核实验,等了好久炸药都没响,他用对讲机冲其他人大声喊:“你们都不要动,我来弄。”身边的工作人员见他不顾个人安危,直接走向放射性非常强烈的核试验区,纷纷阻拦,而林俊德却厉声喝道:“你们没有经验,很难把握住火候,听我的命令,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快到炸药放置点时,他还是不放心,再次回头对跟在后面的人说,趴下,不要抬头,等自己上去排除了险情,方松了口气,让后面的人继续完成实验。
他是搞核试验的,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干好这一行,一是不能怕苦,二是要不怕死。像这种危险系数高、难度大的实验,他已记不清有多少次,而每一次林俊德都要最先通过自己的检测,确定没问题后才放心交给身边的学生或工作人员操作完成。
圈内人都知道,他还有一个外号是“学习狂”和“工作狂”,他一年只休息三天:大年初一、初二、初三。即使年纪上了七十,在他的日程表里,搞研究、做实验、带学生几乎还是占去所有时间。他善于啃硬骨头的精神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他们个个都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为中国的核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011年,73岁的他,由于拍摄实验现场太专注,被绊倒在地,膝盖和脸部都被蹭伤,让他包扎一下,他却笑着说没事没事,拍了拍灰尘继续工作。你可千万别以为他是在故意逞强,在林老先生的眼里,再没有比研究核事业让他更觉得有意义和感兴趣的事了,即使在癌症晚期,他仍以超常的意志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知悉自己的病情以后,他没有像其他患者一样恐惧退缩,而是非常坦然地面对,并很认真地问主治医生:“做手术和化疗以后能不能工作?”医生回答很干脆:“不能,绝对不能!”于是他非常果断地要求放弃治疗。自从知道父亲的病情以后,儿女们天天轮流守护着,并想方设法劝说父亲听从医生的建议,积极配合治疗。可他仍固执己见,一副将军威严下命令的样子:“既然重症监护室不能工作,那就搬到普通病房。”这时候理解他的莫过于自己的老伴,她最了解自己的丈夫,只要是他决定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于是,语重心长地对儿女们说:“孩子们,尊重你爸的意见,这样他心里会好受些。”在病房工作间歇,林俊德休息也要坐着,生怕一躺下就起不来了。
他希望活得有质量,即使到了生命的尽头,也不听任何人的劝,只觉得自己现在需要的是时间而不是手术。他戴着氧气面罩,身上插着输液管、导流管、减压管,有时还有从鼻腔直通到胃里的三米长导管……最多的时候他身上插着十多根管子。即便是这个样子,他仍坐在临时搬进病房的办公桌前,对着笔记本电脑,一下一下挪动着鼠标,每挪一下,都牵动着身旁的人的心。
就在去世前几天,他仍在给学生的论文写评阅意见,虽然手抖得厉害,但字迹工整,没有一丝潦草。
他走的那天,非常安详。先生是幸福和满足的,一辈子干着他喜欢的事业,而他至死不渝,始终保持着对党和国家的赤子之爱,深深感动和影响着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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