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渡口的信义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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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渡口，一句承诺。为报答在困境中收留并关爱过自己的村民，万家的4代人百余年来在深山摆渡，风雨无阻，分文不取，百年义渡，默默书写着感人至深的信义传奇。

为乡亲摆渡16年里，69岁的船工老万从未收过一分钱

车出湖北省建始县城，蜿蜒向东南22公里，记者来到与恩施市交界的三里乡大沙河村的大沙河渡口。

“老万，过河！”“喔——”听到对岸喊渡声，一位脚蹬布鞋、头戴灯草绒帽子的老人，从岸边一座小石屋中快步而出，解开了船绳。竹篙轻点，小船一个漂亮转弯，轻盈地掠向对岸。

这个摆渡的老人就是万其珍。今年69岁的万其珍，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老万”。从1995年年初接手大沙河渡口以来，万其珍每日坚守在此，方便着无数过往的村民和旅客。

每天清晨，天还没亮，老万就起来了，简单拾掇一下自己，再为孙子烧好早饭，便匆匆赶往渡口。等到天蒙蒙亮，早起的村民到达渡口边时，老万早已准备就绪，等候在岸边。到上午9时许，来往两岸做农活和走亲戚的村民，往往已渡了10余趟。这时候，老万会从渡口边的小石屋里搬出一把竹椅，静静地坐在渡口边，稍事休息。

大沙河渡口宽约200米，最深处水位超过50米，摆渡一趟要10余分钟。平素摆渡，一天下来至少来回60多趟。别说69岁的老万，就是对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来说，包揽这渡口艄公的活儿也绝非易事。

大沙河村有278户，1000余人。渡口对岸有村里80多亩耕地，占了全村耕地的10％。平时，很多村民要到对岸干农活，再加上过往的外地人，经小船过渡口的人一直很多。

4年前，万其珍的老伴过世。女儿早已出嫁，儿子儿媳也在外打工，老万只好一个人住在大儿子家，边照顾念书的小孙子，边守着渡口。

儿子家离渡口有2公里山路。农忙季节，因为担心回家吃饭会影响村民过渡，老万总在渡口候着，每天只顾得上吃两顿饭。中午饿了，他就在渡口的小屋里烧土豆或红薯当饭吃。这样一直忙活到傍晚六七点钟收工，回家吃过晚饭，老万再匆匆赶回渡口守夜。

“晚上常有晚归的村民要过河，我走不开。”老万憨憨地笑道。

16年来，老万自己都不知道，他船来船往地渡过多少人。但有一件事，他却从不含糊——无论谁坐船，坚决不收一分钱。

2006年，恩施州开始为全州100多位船工统一发放每月540元的补助。这笔钱，并不足以贴补船工家里的日用。于是，恩施州百余个渡口的船工，一般都会收取几元钱的摆渡费用。可老万掌舵的大沙河渡口，从来是个例外。

万家百年义务摆渡，源自祖上的承诺

“坚持义渡，是万家祖上传下来的一个承诺，决不能食言!”老万斩钉截铁地说。

1995年，在老万从叔父万术荣手中接过船桨之前，他的家族已经在此接力义渡了近120年。

1877年，清朝光绪年间，为逃兵役和水灾，万作柱等几户万姓人家，从江汉平原逃难至建始县，定居于地处鄂西深山的大沙河畔。初至大沙河畔的万姓祖辈，被当地世居的乡邻们宽容接纳，并领受其接济之恩，得以开荒拓土，安家落户。为报答乡亲们的这份情谊，眼见两岸乡邻为大沙河所隔，万作柱与家人商议，决定卖掉家里的几头肥猪，建造一只能载10人的木船。万作柱向乡亲们承诺：今后，万家将义务摆渡，分文不取。从那以后，万家人站立船头撑篙行船的影子，深深印刻在大沙河的一湾碧水中。

许下承诺并不难，难的是坚守。然而，万家人做到了。

1925年夏天，年迈的万作柱病逝前将儿孙叫到床前告诫：“义渡是我们家答应乡亲的，你们要继续下去。”那以后，长子万术材接过磨得发亮的篙杆，继续默默地为乡亲们义渡。后来，万术材因病，又将篙杆交给了弟弟万术荣。

那时的大沙河南岸有16户村民，翻过山，还有四方井村和金龙观村两个村子，村民们一天过河往返不下50趟，摆渡者不能长时间离开渡口。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掌舵渡口的万术荣干脆睡在岸边的岩洞里，搞个铁钵钵，烧火煮饭吃。

“山洞里潮，谁愿意住？那几年他的日子过得苦啊。”说起当年的万术荣，村民崔祝清感动地说，“每天早上8点之前，他肯定已经吃完早饭等在河边。无论白天晚上，他随叫随到。有时候他一口饭刚扒在嘴里，有人过河，他放下碗就往渡口跑，从没不耐烦。”

后来，因感念万家的好，大沙河村的乡亲们聚在一起合计，决定在渡口旁分出一块近6亩的田，交给万术荣就近耕种，也算是对万家的补偿。

与渡船相伴15年后，1995年，73岁的万术荣倒下了。临终前，万术荣将53岁的侄子万其珍喊来，将义渡的任务郑重托付给他。

“义渡是我们家答应乡亲的，你要接下去!”多年以后，万其珍仍一字不差地记着叔叔嘱托的这句话。

承诺了，就要负责到底。在万家几代人眼里，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原本在外打工的儿子，如今已接过年迈父亲的班

16年来，只要没有病倒，万其珍的身影从未在大沙河渡口“缺勤”过，他也再没有去过自己年轻时最喜欢去的、离渡口仅仅22公里的建始县城。16年里，他日夜守在渡口，只要有人喊渡，他总会及时出现在河岸边，紧握船篙，一桨一桨地划，一船一船地渡。

这么多年来，两岸的村民已离不开万家手中的船篙，而69岁的万其珍，也无法割舍这份平静的摆渡生活。2008年，他不慎摔伤了手和腿，两三个月里都不能下床活动。

记挂着渡口，躺在床上的万其珍心里那个急啊。打电话，两个在外打工的儿子，都因签了合同没法分身。大儿子万芳权虽然很快请了假，回家照顾父亲，但过不了多久还得赶回去继续做工，不能接替摆渡。老万叮嘱大儿子去找个外地会划船的渡工来帮忙，就算每个月贴钱，也不能让渡船停下来。

“后来我找了个渡工，每个月给人家800元钱，做了2个月。那个时候，真的划不来啊。”当时，万芳权对父亲的决定，感到很无奈，“没办法，摆渡这是个苦差事，工资给低了，根本找不到人干。”

万芳权临走前，鼓起勇气对父亲说：“爸，今后做这个事还吃不吃得消，不行的话，咱们就算了吧。”听到这话，躺在床上的万其珍慢慢地摇了摇头，眼神里却满是坚决。万芳权的泪水在眼眶里转了几圈，又硬生生忍了回去。打那以后，万芳权再没跟父亲提过这个事。

从2008年那次摔伤后，万其珍的左腿会时不时地疼，精力也比以前差了很多。他找来大儿子万芳权，认认真真谈过几回“接班”的事。然而，对闯荡过外边世界的万芳权来说，要从此在这个小山村做个默默无闻的船工，不是件容易接受的事。再说，义渡的那份微薄补贴，对于39岁的万芳权来说，真的没什么吸引力。这些年，村里大批年轻人坐着父亲的渡船，过了河，走向县城，走向更远的地方。万芳权确信，与父辈时代不同，他身边的世界正变化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精彩。越是有这份确信，万芳权的内心就越不甘，越挣扎。

直到2009年的春节，一件小事改变了万芳权的想法。

那天，正是大年三十，渡口来来往往的人特别多。中午，万芳权去渡口给父亲送饭，看到正在河面上摆渡的父亲，摇起桨来似乎有些力不从心。小船靠岸后，父亲招手示意万芳权靠近，悄悄对他说：“我右边膝盖有点酸痛，你来帮我渡几趟。”万芳权心头一酸，二话没说，就从父亲手中接过了船篙。船篙上还留有父亲手心的余温和汗渍，万芳权别过头，眼泪“哗”地淌了出来。

那天午后，没人过渡的时候，万芳权和父亲在渡口边坐了很久，什么话都没说。离开渡口回家时，老万轻轻对儿子说了一句：“只要还有人要过河，我就希望能把这义渡坚持下去。”

那个春节过后，万芳权没有再出外打工。

如今，万芳权已接过父亲的班——船主执照、渡工证件等登记手续，都从万其珍变更成了万芳权。

当被问到接班的问题时，万芳权爽快地说：“父亲常对我说，干就干好一点，对乡亲们好一点。他撑不动了，还有我；我撑不动了，还有我儿子。等我撑不动的那天，或许村里就有了大桥，不需要摆渡了。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承诺，我一定会讲给万家的子孙听，让他们不管做什么，都要信义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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