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清帝国灭亡，在商业世界引起的一个连锁效应，是“天下第一商帮”晋商的“殉葬”。
山西商人从明朝中叶起就以善于经营而崛起，他们在中国北方以及俄罗斯、日本等北亚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控制了绸缎、茶叶贸易。而他们最大的商业模式创新发生在1823年，在山西平遥县，一个叫雷履泰的人发明了“通汇通兑”的票号模式。雷履泰原本是一家颜料行的掌柜，他发明了“汇银于此，取银于彼”的汇兑模式，他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汇票防伪办法，能够保证异地兑换的安全性。他将颜料行改成了票号，起名为“日升昌”，挂出的牌匾就是四个字“汇通天下”。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日升昌在国内主要城市开出35家分号，形成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汇兑金融网络。可以说，晋商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业，他们也因此成为富甲天下的第一商帮。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西逃，在经过山西时，山西票商盛情接待，还支付了这个流亡朝廷的所有花销，日升昌因此还得了一块“急公好义”的御匾。然而，战乱给票商造成了惨重损失，京城一带的山西票号分号被抢劫一空，账本被烧。王公官吏们带着存折或银票逃到山西，要求兑现银钱，票号东家们挖出自己窖藏的银子，咬牙兑付。20世纪最初的10年，帝国摇摇欲坠，与之关系密切的票号也病入膏肓，时局稳定时，生意尚可一做，一旦战乱，票号首先遭殃。1911年武昌起义后，各地票号受到散兵游勇的劫掠，仅日升昌在京都等5个城市被抢的银子和财物就超过15万两。天下更易后，清政府所欠的巨额债务无人承揽，票号遭到灭顶之灾，据计算，晋商因中央财政破产而造成的损失超过1200万两白银。更致命的是，票号模式受到了新兴的商业银行的挑战。一些先觉的票号掌柜曾经商议将票号改组为银行，但是乱局之下重组无术。这一年，山西14家最主要的票号，被拖欠的债权达3100多万两白银，日升昌17个分号中债权近300万两白银。
1914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出了一条轰动中国商界的大新闻，“天下票号之首”日升昌宣布破产。
就在日升昌破产的8个月后，1915年6月2日，在上海宁波路的一个石库门房子里开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资本7万银元，职工只有8人，总经理是34岁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生陈光甫，他问员工，“我们该怎么服务于顾客？”员工答，“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是多少，1000元还是100元，我们都要热情接待。”陈说，“你只答对了一半，他就是一分钱不办，我们还是要热情接待。”
陈光甫办的不是第一家民资银行，但却是第一家与国际金融惯例全面接轨的银行。这之前，所有的票号、银行均将揽资对象定位于政府、企业和有钱人，陈光甫却把目光对准了普通市民，他破天荒地推出了“一元账户”，只要有一元钱就可以在他的银行里开户，商业储蓄银行因此被同行讥笑为“一元银行”，但是，正是这种平民理念让陈光甫别开天地。他将西方银行业的经营管理方法和制度逐步引入中国金融业，先后开创了零存整取、整存零取等一系列储蓄种类。在后来的20多年里，陈光甫先后在国内开了80多个分行，还在美国、英国设立分支机构，俨然成为最重要的民资银行。
从雷履泰到陈光甫，中国金融业脱胎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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