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某个深夜，年近六旬的顾准独坐在京城的某个牛棚之中。
那时，最爱他的妻子已在绝望之余自杀了，亲密的朋友相继背叛消沉，连他最心疼的子女也同他划清了界线，而那场“文革”浩劫，似乎还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
人活在那样的时节，似乎真的走到了尽头。但读书人顾准就在这时开始写书了。
他默默地在一本小学生的习字簿上写着字，他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写下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神游千古，忧在当代。他恐怕已不能肯定这些文字是否还会变成铅字——事实上，直到20年后，才由一家地方出版社印刷了这部手稿。但他还在默默地写，写到“生命如一根两头燃烧的蜡烛，终于摄施了它的所有光芒”。
顾准没有自杀、没有绝望，一位唯物论者在最黑暗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对人类未来的信心。许多年后，他的好友于光远说：“是知识在这个时候拯救了她的儿子。”
几千年前，在遥远的巴尔干半岛，一位叫柏拉图的大哲人写过一本对话体的《理想国》，哲学家是那里的国王，知识是无上的食粮。在那个精神家园中还有一条很有趣的“法律”：一个人，哪怕他犯了死罪，但只要他还在读书，那么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他就还有救。
事实上，是看在知识的分儿上，这个人还有救。
网上有位爱读书的商人写了一篇散文，讲述自己年近六十，才拥有一张小小的书桌时的欢愉心情。那份迟到的天真，满溢纸上，真是让每个人看了都替他高兴。
书桌是一个象征，一个读书人富足踏实的象征。
当年抗战爆发之时，北平学生奋起抗争，那至今回荡在历史星空的吼声便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一个时代，连书桌都放不下了，那问题的严重性便可见一斑了。
然而，读着那位商人的文字，在为他高兴之余，又不免有了几分替读书人伤感的凄然。
少年时负笈远行，走一站是一站，自然没有一张固定的书桌；到了青年，赶上一个激越的年代，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中，书桌是一种应该远离的“小布尔乔亚情结”；到了中年，开始为生计、为职称、为篮中菜、为身边娃而忙碌浮沉，书桌简直就成了一个缥缈的奢望；只有到了儿孙成家、退休事定后的晚年，好不容易喘上一口气来，才蓦然想到，当了一辈子的读书人，还没拥有过一张真正的、宁静的书桌。
于是自怜、茫然，开始匆匆置办……
这样的描述，几乎是我们父辈的“人生公式”了。
很多年前我大学毕业之际，一位年年拿一等奖学金的同学放弃保送研究生的机会，毅然决然去了当时领风气之先的南方。在毕业晚会上，他昂然宣称：在30岁前，成为一个有自己书桌的读书人。
那份豪情壮志，为伤感的晚会平添了一缕憧憬。
在那样的时刻，一张书桌，在学子的心中便意味着全部的“物质基础”——要想有张书桌，总得先有买书桌的钱吧？总得拥有一个放书桌的空间吧？总得有毫不犹豫买下任何喜欢的书的钱囊吧？总得有从容读完一本书的宽裕时间吧？总得有一群可以从容地交流读书心得的朋友吧？
如果你能在30岁之前，拥有这一切，你不就拥有了一位现代读书人的理想的全部了吗？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离那个晚会已经有20多年了。
20多年来，我们的所有努力其实都是为了能走近一张自己的书桌。
“哪怕在这个深夜，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读书写字，人类就还有救。”我不知道在很多年前的那个京城牛棚之中，被幸福抛弃的顾准是否闪现过这样倔强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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