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命运都在小说里。
我一直不相信我的小说有什么理由要求人们注目，那是歌星或者其他什么星的事，不是小说家的事。我坚持认为小说创作是一件纯个人的事，就像我们的爱情一样，是隐秘的，深刻的，是想象的，也是欲望的，当中包藏着我们生命珍贵的自我瞬间，以及它们的变化和联结活动。
“我想说一说我此刻细腻的思绪”、“我想暂时离开一下现实”。我总是这样或者那样开始写每一篇小说，安静和温暖的灯光是我写每一个字的客观需要。
我也给写作的自己赋予责任，但不是通常的。我不信奉哥尔多尼的语录：现代艺术要求笑，要求诙谐的滋润。我也不相信“寓教于乐”的现实性和崇高感。我觉得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职责是要关注自己的心灵，要和自己的心灵时刻团结在一起。看书，从书本上获得些许生活经历或细节然后写作，这不是我尊重的写作习惯。为了写个什么，披星戴月地去那里生活一年半载，这种写作精神令我钦佩，不过也仅此而已。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跟我号啕大哭一场后发现找错了人，然后没说一声什么就把电话挂了。几天后，我开始写《陈华南笔记本》，那个无名男人的哭声一直陪伴着我的写作，以致我没办法给陈华南一丝笑容。我就是这样写小说的，在想象和愿望中写作。
除了要和心灵团结外，我觉得一个作家还应该和自己写作的语言握紧手。这不是无聊。语言是最具欺骗性的东西，但千万不要欺骗了你本人。有人说，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过程中已被人使用得又脏又旧。这既是一种事实，又是一种告诫，是希望——人们在希望发行一种新币！如果一篇小说里拣不出一两句带点儿特点的句子，我就觉得这篇小说是臭烘烘的、要打倒的。这是我的固执和蛮横，我相信一个作家关注自己写作的语言，就是关注自己的命运。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像关注自己命运一样关注自己写作的语言。
我经常想，为什么不能有这样一种语言：它是简单的，简单中又蕴含着质的硬朗和美的韵律，就同人类的形体一样。我以为，人类之于语言的感觉应如流水之于石头一样，随着岁月流逝而越来越光滑、精练、硬朗、生机勃勃。这就是说，我们的语言不应该像钞票一样，而是应该跟武器一样，像一杆枪！
不过，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这些愿望和周围的现实放在一起，好像是将耶和华和撒旦放在了一起，我感到非常难堪的同时，也倍感孤独、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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