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记者采访时问：“据说您是您那个时代写影评最好的？”金庸认真地回答：“我不是写得最好的，但我是最用心的。”记者又问：“为什么您不写当代生活的小说？”金庸很谦虚地说：“我不敢，写当代小说比较困难，我喜欢写武侠。”在金庸封笔后的许多年里，每当听到有人盛赞自己时，金庸常常谦虚地称武侠是小技，上不了台面。谦逊若此，令人钦敬。
金庸先生受传统文化影响极深，又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他谦逊、低调的品格，已经融化在血液中。到北京大学演讲时，他首先说：“我刚从绍兴过来。在绍兴的兰亭，那里的人让我写字。我说，这可不行，这是大书法家王羲之写字的地方，我怎么能写？而他们不干，非要我写。于是我就写了一行‘班门弄斧，兰亭挥毫’。今天，北大又让我在此讲学，又是一种怎敢当的心情，于是我又写了一行‘草堂赋诗，北大讲学’。我是搞新闻出身的，做新闻是杂家，跟专攻一学的教授不同，如果让我做正式教授的话，那是完全没有资格的。幸亏我当的是你们的名誉教授。”
有一年冬天马云在澳洲拜访金庸，只见书房里全是各类的书，整整齐齐。马云问金庸：“这些书你都看过吗？”金庸回他说：“没有，我书看得不多。”于是马云从一战史讲到二战史，又一直侃到未来互联网的影响。然而讲着讲着，马云便觉得不对劲了，因为金庸对马云讲的这些都门儿清，金庸补充的内容比马云讲的更为详实，他还说在他的哪个书架上有哪本书说了哪次战事哪个事件。马云后来说他当时就感到汗颜得一塌糊涂，自己真有种班门弄斧的感觉，金庸还说他不怎么看书呢。马云又问金庸：“你从没去过桃花岛，你咋知道有桃花岛？”金庸回答说：“东海地图里有这么一个岛。”对于金庸的博学，马云顿时无言以对了。
金庸是优秀的小说家，也是杰出的报人。有人曾问他：“做了一辈子新闻工作，您相信‘一支笔比得上三千毛瑟枪’，新闻真有这么大力量吗？”金庸笑着说：“没有。你拿一支毛瑟枪就把我打死了，但如果你真的能够将真相暴露给人民大众，那么人民大众的力量就要强过三千毛瑟枪。新闻只是一支笔，一个人就可以拿起来写，因此新闻界每个人都有一支毛瑟枪，但不是每个新闻记者都可以做到。”
金庸幾十年来在海内外已被炒得沸沸扬扬，桂冠好评车载斗量，各种传记一版再版。但他从未陶醉其中，反而这样说：“我毕竟是个小人物。在内地、香港有许多关于我的传记，这些都是靠不住的，他们是借我的名来赚钱，动机是不好的。也不来问我一下，甚至也不去问一下我的朋友，完全是东拼西凑弄出来的。”金庸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小人物”，这已不是一般的谦虚，而是充分表现了他的历史观。
写他的那些传记，吹捧者居多，有些撰写者满以为能得金庸青睐，不料却“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金大师”一点也不领情，不但说他们“靠不住”，还说他们“动机不好”、借“名”赚钱、“东拼西凑”，否定起来相当彻底。金庸为什么对这些传记作者如此反感？归根结底还是他瞧不起廉价吹捧，瞧不起铜臭气，瞧不起粗制滥造。一个作家能如此对待吹捧自己的传记，实在不易。
谦逊的人最看中学习。在金庸眼里，任何时候开始学习都不算晚。他永远保持谦卑的态度去探索人生中的未知，自尊而不自负，骄傲而不自满，这也是他留给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必须修炼的一部武功秘籍。
金庸先生耄耋之年入剑桥学习，时常被人认出，恳请他签名和拍照。他说：“现在是上课时间，我是个学生，我不给你们签名。不过，在我散步或者喝咖啡的时候，可以给你们签名。”下课后，他就跑去咖啡厅，与学生们交流中国的近现代史，完全没有一点架子。有时候，麦大卫教授会停下讲课跟其他同学说：“这个问题，请查老先生回答一下。”金庸先生就会站起来，滔滔不绝给同学讲故事，一讲就是十几分钟。这时，老先生不是作家，也不是文学泰斗，更非浙大文学院院长，而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剑桥学生。他只是一个写遍“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普通老人。
低调来自谦逊，谦逊源于通透。在金庸眼里，人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也没有什么可以一辈子倚仗。于是，他放低自己，与这个世界恬淡地交流。苏格拉底说过：“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这一点，金庸先生始终无限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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